《狗洞》是一個由二戰日軍戰俘營的生還者所講述的故事。而這位生還者，是馬來西亞藝術家黃海昌的父親黃錦平。黃海昌常常在創作自述和訪談中，談到他是在聽著各種「故事」的過程中長大。「故事」的講述者是他的父親、母親、祖母、阿姨和叔叔，而那些故事中充滿了驚奇、痛苦、衝突、和解、奧秘和難以想像的奇蹟。父親親身遭遇的故事，相信正是常常留駐在藝術家心靈底層的一個奇妙的印記。
《狗洞》影片一開始即是從生還者的第一人稱方式開始，影像隨著故事的講述重建著事件發生的場景，這種由聆聽故事，想像一個遙遠時空情境的方式，一方面勾聯出我們過去在荷馬史詩所帶出的古希臘戲劇的歷史發源，想起著名的中世紀坎特伯里故事的傳奇性，更想起了中亞遊牧民族，如何藉由流浪吟游詩人的故事口說形式傳承了古老神祕的歷史。聆聽故事與閱讀故事，如今在藝術家影片的影音媒介中看似被結合了起來，其實細心的觀者，將發現藝術家採取的是聆聽故事的邏輯進入，影像則成為想像世界、逃逸世界的建構媒介。
故事在口說方式中被聆聽，聆聽故事的觀者，在如今以影像為媒介的表現手法中成為新的想像世界所建構的對象，「故事」彷彿能穿梭時空流動、繁衍、構建出新的敘事般，最後是游離出了原本受限的事件時空，創造出一個新的事件場景。然而，微妙的是兩個異質端點間的「故事」仍保有著緊密的對話關係，甚至在後者看似「逸脫」的事件性中，觀者竟發現了原本故事底層，原來潛藏著矛盾、歧異、不可化約的真實因素。而這層閱讀，就像是聆聽故事的人，從一開始在聽來的遙遠的故事時空中，其實已經莫名的感知到某種騷動和不安，「故事」似乎從來不是安靜的，而是即使被歲月所埋藏，仍從某種不知名的底層湧動著躲藏著某些無法歇止的力量。
在《狗洞》中那種奇妙的騷動力量，跟故事講述過程中的兩個細節有關，一個是處決犯人的車子開往樹林的途中，路旁騎腳踏車的路人；一個是處決犯人之後，生還者莫名其妙的被拉開保住性命的那一刻，他看見樹枝上一排螞蟻爬行，那幾乎是世界以無聲般停頓的凝止瞬間。
前一個細節，從生還者的腳前，打開了一個世界觀光的歡樂遊歷，那些遊歷的過程正是在影片最後，字幕中所告知的，生還者後來結婚、從商、以及第一次出國就是去到日本，並且對於日本的幾大城市讚不絕口，場景中以放大的日本紙鈔、萬國博覽會作為背景，彷彿是將日本的殖民過程其實帶動了亞洲多國的現代性歷程的影響給傳達出來。第二個細節，螞蟻爬行的影片時間雖然在後，但是處決場景旁，一位身著紅色旗袍的歌手，唱著「如果沒有你…」老歌的超現實場景。前後兩段神奇的影像「逃逸」，都開展出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深沈纏結、複雜緊密的相繫關係。而這也正是在「故事」中潛藏著非語言、非理性、足以超越現實的強烈張力所在。
因而在黃海昌的豐富創作歷程中，觀者不僅能讀出後殖民、全球化視野之下的觀念性表達，例如這首次將在台灣呈現的「大時代，好日子」黃海昌個展（1998 -2010），已經將藝術家長期以來對於移民浪潮的關注和全球化現象進行了一次脈絡性的回顧。第二個層次，更是在他的作品發展歷程中，那些被敘說著的「故事」都成為了作品與作品之間潛在的聯繫線，勾聯出他創作的內在世界，一個從切近自身體驗的位置，種種故事細節的深層幽微氛圍中，重新描繪出存在者的真實形貌。
他的作品始終給予台灣觀者深刻的印象，2006年他在台北當代館展出《再：注視》作品，在該作中虛構了馬來西亞王國佔領奧地利，建立偽殖民帝國的歷史。觀者進入一個馬來西亞中產階級尋常的居家客廳，乍看之下，牆上和櫥櫃裡陳設的擺飾充滿了歐洲從阿爾卑斯山區屬地帶回的紀念品、戰利品等，一個由藝術家所虛構的「後殖民時期」時空，電視播放著馬來西亞廣播公司MBC（同樣也是憑空捏造）攝製的紀錄片，講述在後殖民時期馬來西亞對奧地利的影響等。而在2008年誠品畫廊，黃海昌曾經呈現過他的系列攝影影像《犯罪編年史：最後的晚餐》，以具有濃厚敘事意味、充斥暴力罪惡形象的人物情節體現，並與歐洲達文西名作《最後的晚餐》 進行某種荒誕末世般的參照。
2008年台北雙年展的新生捷運站則展出了《馬來西亞女傭》系列，而這些如同南丁格爾、聖母瑪利亞、太空仙女、女超人、瑪丹娜、古墓奇兵的蘿拉和神奇保姆等神聖與流行文化的形象，成為藝術家重新詮釋馬來西亞女傭們的影像媒介。2009年鳳甲美術館，則呈現了黃海昌參加伊斯坦堡雙年展所拍攝，以數月時間，拍攝關於土耳其境內吉普賽社區的影片《喔，蘇魯庫來，親愛的蘇魯庫來》，羅姆人（Roma people）──也就是所謂的吉普賽人社區，藝術家曾說他們是世界上最被遺忘、最貧窮、最邊緣的民族之一。他透過錄像方式，卻重新思考攝影機、導演角色，以及解放攝影機對於拍攝者的掌控，他借用兒童視點，透過玩耍，扮演的玩（play-acting），彷彿以他們活潑流動的身體經驗，拓樸出的日常遊戲場所、家庭生活空間的新社區地圖，就像一個由孩童觀點切入的民族誌書寫，喧鬧、活力奔騰的影像間，卻流洩出當地偏遠生活的邊緣性社會階層與經濟基礎。
我們因而藉著藝術家講述「故事」的豐富方式，發現了從這些發生於日常生活與個體生命的小故事，最後回溯到社會性複雜結構和民族國家命運的潛在關連性，「故事」的動人，不僅僅是因為那難以脫逃的個人命運，更是因為這些「故事」都是從土地、社會、時代的歷史岩層的間隙中萌生。
事實上，藝術家交織在藝術中的兩個關鍵概念，「歷史」(history)與「故事」(story)，在早期英文裡兩者實源於同一個字根。這兩個詞不是用在記述想像的事件，就是用在記述被認定為真實的事件。直到15世紀，history才指向一個過去的真實事件之記錄，而story則朝向另一種意涵，包含對於過去事件較不正式的記錄及想像事件的描述。15世紀末，history才開始被視為「關於過去的有系統的知識」(organized knowledge of the past)。[1]
歷史的現代意涵，則與18世紀初維柯(Vico)，把history當成是「人類自我發展」(human self-development)的解釋有關。這使得「歷史」其中的一種新意涵，不再將過去的事件視為「特殊的歷史」(specific histories)，而被視為是持續、相關的過程。這種持續相關的過程，導致各種不同的系統化解釋，就成為新的、廣義的history意涵，最後終於成為history的抽象意涵。強調history的「人類自我發展」意涵，會使得history 在許多用法裡，失去了它跟過去的獨特關連性，並且使得history不只是與現在相關，而且是與未來相關。[2]
從對於這兩個語詞的思考，我們發現了藝術家的創作，透過講述「故事」，而將「歷史」帶回到貼近存在者位置的視野，透過「故事」重新的詮釋，他不僅傳達了對於過去的關注，更帶入了當下的時間，讓當下成為一個新的、超越現實與外部歷史的新故事空間。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因為他說的故事而聯繫了起來。
[1] 然而在具有現代意涵的解釋裡，History的意涵是源自各種不同的知識體系：比較明顯的是啟蒙時代的意涵—文明的進步與發展；理想主義的意涵。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6. ；中譯本[英]雷蒙德．威廉斯著， 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三聯出版社：2005），頁261。
[2]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 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頁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