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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顧祝同之子 三毛老師 白先勇發小 臺灣畫家顧福生:我畫我的,與別人無關

作者:南方週末記者 王寅

 

[上圖] 顧福生作品《秘密房間》。執著于赤裸、修長男性軀體的刻畫,顯示了顧福生對同性之愛的獨特理解。 (顧福生供圖/圖)

 

在很多人眼中,顧福生是一個怪人,身為畫家,卻怕看畫展,更怕參加自己的畫展,他希望在開幕式上不穿西裝,不打領帶,不上臺發言,最好是乾脆不出席,他不只一次在畫展開幕之前,向畫廊請求:“我不要參加展覽,可不可以回家?”

不久前在臺北誠品畫廊舉辦的《自我之歌——顧福生畫展》彙集了顧福生從1960年代到2015年的代表作品,展出的六十幅畫在開幕前,就已有大半被藏家預定,儘管這可能是八十高齡的顧福生在臺北的最後一次個展,但畫家依然希望自己可以消失。

 

年輕時,顧福生(左)和白先勇(右)時常徹夜長談,白先勇不只一次做過顧福生的模特。 (顧福生供圖/圖)

 

與白先勇:兩個將門“黑馬”的莫逆之交

顧福生1935年生於上海,他的父親是一級上將顧祝同,曾任陸軍總司令。顧福生的母親是上海人,所以家裡一直說上海話,時至今日,他和姐妹們交談還是用上海話。顧福生至今記得1949年離開上海前,他們曾在福開森路(現武康路)住過的英式住宅。

顧祝同希望這個二兒子子承父業,成為一名軍人。顧福生卻愛上了繪畫,參加了由劉國松、韓湘寧、莊喆等人創建的「五月畫會」。顧福生的母親覺得繪畫很難維持生活,堅決反對,顧福生早年的畫全被母親扔到了垃圾箱裡,一起被扔掉的還有顧福生的老師朱德群等人的作品,儘管如此,顧福生還是“扔了再畫”。

在顧福生癡迷於繪畫的同時,比他小三歲的白先勇放棄了成為水利專家的夢想,報考臺灣大學英文系,寫起了小說。白先勇和顧福生都是將門後代,卻都走上文學藝術的道路。白先勇說:在我家裡,我是黑馬。顧福生又何嘗不是?白先勇的三哥娶了顧福生的二姐,白先勇和顧福生成了姻親,兩人第一次見面,就是在哥哥姐姐的婚禮上。但真正結緣,成為惺惺相惜的知己,還是看到了對方的作品之後。

顧福生讀到白先勇的小說《玉卿嫂》,嚇了一大跳:「我比他年紀大,但他要成熟得多,這麼年輕,卻知道這麼多事情。」白先勇去看「五月畫會」的畫展,沒想到展覽中有顧福生的作品。

「他那時畫的,都是形態很孤獨的作品,顏色很陰鬱。印象最深的,是畫面中有一個沒有頭的青灰色人體,變形得很不尋常。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那時候他開了刀,所以作品裡都有好長好長的裂痕。」白先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1960年代的臺灣在社會上是一片廢墟,我們需要重新建起新東西來,所以求生望變,某種形式上來說,這是臺灣一個迷你的文藝復興。」

由於共同的志趣,白先勇和顧福生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經常徹夜長談。「他那時候畫很多畫,我就跑到他的小房間裡看他那些畫,我還做過他的模特。」白先勇說。顧福生沒錢請模特,白先勇就常做他的人體模特,《月夢》就是當時的產物。白先勇不下十本小說的封面,採用的是顧福生的畫,如《寂寞的十七歲》《孽子》《紐約客》和《臺北人》等。出版《臺北人》的時候,編輯選的封面被白先勇退了17次稿,後來他從顧福生的畫裡挑出一張適合的作品作為封面。「我的小說寫的都是人,福生的畫以人為主,有文學內涵,非常能夠表現我小說裡的世界。」白先勇如是說。

完成於1969年的《河濱公園》也做過白先勇小說的封面,這幅在紐約創作的作品,採用的是畫布和綜合材料,顧福生把去油污的鋼絲球扯平,做成畫中女子身上的毛衣。用擦手紙做成紙漿,堆成女子身旁的小狗,尤其是狗的耳朵,有著強烈的浮雕效果。顧福生只用了一天時間就完成了這幅大畫。雖然此後輾轉各地,顧福生始終帶著這幅畫,並且掛在臥房裡。

白先勇對此畫也心儀已久,但知道這是顧福生的最愛,就等著哪天畫家自己願意把這幅畫拿出來,就收掉它。當白先勇知道此次展覽上將會有《河濱公園》時,立刻給畫廊打電話,訂購了這幅作品,畫還沒運到臺北,白先勇已經捷足先得了四幅,「老朋友的作品是一定要支持的」。

 

對三毛(右)來說,顧福生是那個「擦亮了我的眼睛,打開了我的道路」的恩師。 (顧福生供圖/圖)

 

與三毛:拉起自閉女學生的恩師

顧福生當年在臺北的學生中,有後來的名作家三毛。那時候三毛還叫陳平,由於在學校遭受不當體罰,休學在家長達三年多,出門使她恐懼,街上的人更讓她害怕,除了雙親,她不與其他人交談。她唯一的活動是在無人的午後,繞著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

直到跟隨顧福生開始學畫,三毛才改變了自閉的人生。三毛每週出門兩次,唯一的目的地就是顧福生在泰安街二巷二號的畫室。三毛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顧福生完全不同於以往我所碰見過的任何老師,事實上他是畫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覺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種溫柔而可能瞭解你的人。」

在顧福生的印象裡,三毛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女孩子,在繪畫上並無太多天賦,他送給三毛《筆匯》合訂本和幾本《現代文學》雜誌,鼓勵她嘗試寫作。三毛從中讀到波德賴爾、加繆、里爾克、卡夫卡、橫光利一等人的作品,大受啟發,開始寫作。

白先勇回憶:「三毛的第一篇小說是顧福生拿給我的,說是他的弟子寫的,很會寫東西。我一看果然。其實我就住在她隔壁,她常常看見我的,那時候巷子後面有一條小路,我去散步,她也散步,她看到我就躲,就跑,她很害羞,不好意思,她那時才十六七歲。」

三毛的小說《惑》很快發表在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上,這也是三毛的作品首次發表。當三毛從畫室裡捧著《現代文學》跑回家去時,狂喊著:「爹爹!我寫的,變成鉛字了,你們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雖然顧福生只教了三毛十個月,就遠赴巴黎,但對三毛影響深遠。他的耐心和溫柔掃除了三毛心中的自卑,失學少女日漸開朗,走出了封閉的自我。在三毛眼中,白先勇是伯樂,顧福生是「那個擦亮了我的眼睛,打開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經自願淹沒的少年時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師」。

 

顧福生與自己的父親顧祝同、母親和大姐。顧福生的母親起初覺得他靠繪畫很難維持生活,把他的畫全部扔進了垃圾箱,顧福生便「扔了再畫」。 (顧福生供圖/圖)

 

蹲著畫、趴著畫,80年沒有遺憾

顧福生1961年前往巴黎學習繪畫,從此走上職業畫家之路。據不完全統計,顧福生的繪畫作品有一千五百張到兩千張,現在能找到的在600張左右。

常常在畫完之後,顧福生就和那幅畫說再見了,很多畫被顧福生送給了親朋好友,他搬家時,帶不走的大批繪畫就留在了房東家。被他隨身帶走的並非是最喜歡的作品,只是隨機的選擇而已。

「假如每個人都必須選擇一種生活方式,畫畫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生活細節全都在裡面。」顧福生搬到洛杉磯後,和住在聖塔芭芭拉的白先勇並不太遠,但也很少見面。「他連電話也不打的。」白先勇笑著說。

害羞、內向的顧福生隱居在洛杉磯靠近沙漠的一座小城鎮。顧福生平時不開車,車庫就是他的畫室。每天吃過早餐以後,他會一直畫到中午,午餐之後午睡,下午看情形,有時候畫,有時候看看東西,看看電視,晚上不工作。作息非常有規律。「我現在還是喜歡孤獨,我在一個小城很安靜,很乾淨。最早我喜歡像紐約、芝加哥那樣的大城市,越大我越喜歡,臺北人多,我也喜歡。但是現在我來了臺北就怕。」顧福生說。

誠品畫廊總監趙琍去洛杉磯探訪顧福生,看到畫家作畫的情景,令她頗感意外:「他沒有畫室,他不需要,他只要有一個空間,一個角落,有一個牆,有一個地板,旁邊給他放上顏料,不要打擾他,他就可以畫,而且畫得很快。室內有一張桌、一張椅和一個櫃子,他作畫時只能靠牆畫,畫到畫的下半部分,他就跪著、蹲著畫,畫到最下面就趴著畫。環境造成了他獨特的作畫習慣。」

顧福生作品最多的時候,就是他最窮的時候,手上有紙就拿來畫,有錢他就去買畫布和顏料。雖為將門之後,顧福生卻並沒有獲得家裡在經濟上的支持。「那個年代,軍界的人收入也是有限的。」顧福生淡淡地說道。事實上,顧福生驕傲的性格也不允許自己接受來自家庭的資助。有一次,顧福生的二姐找了大姐,約顧福生談事,她們覺得顧福生無法靠繪畫生存,勸他放棄繪畫回臺灣。顧福生非常生氣:我又沒有求她們幫助,還要她管什麼閒事。

顧福生多變的畫風和實驗性的創作風格並不為當時的畫廊所接受。他選擇遠離市場,以修復畫為生,專注自己的創作,始終是三毛形容的那樣,淡寞而精緻,白先勇則認為顧福生其畫其人絕不媚俗。

顧福生將這一生對繪畫的選擇歸結為兩個字:固執。「這是天生的,我去巴黎的時候,我的老師朱德群說:不要畫,就看,在臺灣根本沒有機會,看博物館。我看了一個星期受不了了,我自己找到一個地方,買了顏料,就開始畫,看別人的作品好像跟我無關,不起作用。我畫我的,我必須要把我自己的畫好。別人怎麼評價其實無所謂。」顧福生說。

在顧福生的作品裡反覆出現的是奔跑、跳躍、飛翔的形象,畫中人好像要逃離這個世界。執著于赤裸、修長男性軀體的刻畫,又顯示了他對同性之愛的獨特理解。當記者問顧福生與其有三分相似的畫中人是否是自畫像時,他淡淡一笑:不是。眼睛裡有一些羞澀,更有一絲俏皮。

顧福生患有白血病,2015年又被查出肺癌。靶向治療後,他長出新的頭髮來,而且是黑色的。顧福生說,現在是這一生中最開心的時候,什麼事都不用再在乎了,想怎麼畫就怎麼畫。顧福生的近期創作不再僅僅是單個的人體,色彩越來越豔麗鮮亮,基調越發喜悅、樂觀。海灘青年、滑板少年等運動形象出現在類似夢境的超現實畫面上,表達的是不同時空裡的生死際會和神秘緣分。

顧福生現在抽的煙,從2015年夏天的每天六根,增加為八根。「這80年我很滿足,是自己要過的生活。那個時候,醫生說我大概還有四個月的時間。我說好,我沒有什麼遺憾,這一生過得很開心。」他說。

 

原文轉載自:南方周末 文化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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